“幸福叮咚”和“瑞卡租车”等共享租车平台经营陷入异常，迟迟不退还每人千元以上的押金，涉及用户几万人。
记者调查发现，因成本高、利润少、盈利模式单一，曾受资本追捧的共享汽车平台在缺乏持续资金注入后，常常陷入关停、跑路的结局。
企查查数据显示，广东现存18万家与汽车租赁相关企业，位居全国第一。广东的共享汽车也一度兴盛，除了幸福叮咚、瑞卡租车外，风行一时的途歌出行、麻瓜出行、Gofun出行、盼达用车等都在广东有多个网点，如今都出现了退押金难的问题。
3月初，记者来到广州番禺区“幸福叮咚”公司，看到门外停着几辆破旧的“幸福叮咚”共享汽车，办公室里空无一人，大门紧锁。几个用户在“幸福叮咚”公司门口徘徊，等待着工作人员出现。几个月来，每天都会有人来此，期许讨回等了一年多的押金。
“幸福叮咚”全名广东幸福叮咚出行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是一家新能源汽车租赁平台。最初，其凭借“幸福出行，叮咚伴您”的广告语打入广州市场，因方便快捷，拓展了几万名用户。但不到3年，“幸福叮咚”便出现了经营问题。
2020年4月，在广州读大学的彭辛发现，她没法再用“幸福叮咚”租车，路上也看不到“幸福叮咚”的共享汽车。她意识到不对劲，申请退还1000元的车辆押金和500元的违章押金，却发现自己已经排到了34216名。
彭辛尝试联系客服，得到的答复是耐心等候，但等了半年多，排名几乎没有变过。彭辛算过，“如果每天退还10个押金，8年后才能轮到我。”
2020年12月，彭辛再次打开“幸福叮咚”APP查看退款进度，发现该软件已无法使用，押金管理页已显示清零。
何南于2019年8月申请退款，排在25472名。联系客服无果后，他开始向12345政府热线求助。每次打过去，何南都会接到相似的反馈，申诉先是被转到法律热线，然后再转到消费者服务热线，被记录后便没了下文。几个月下来，何南的耐心也消磨完了。
按照《幸福叮咚分时租赁服务会员协议》，完成订单15个工作日后，用户可申请返还押金，申退成功后，平台将于15个工作日内原路无息返还押金。
但正常的退款流程早已瘫痪。2018年8月，广东省消委会就曾提醒，“幸福叮咚”存在退还押金难的问题。自2019年起，退押金难的投诉接连不断。仅黑猫投诉关于“幸福叮咚”出行的投诉多达6500多条，用户大多等了一年多，仍没领到押金。
不少用户把“幸福叮咚”告上法庭，胜诉后仍然拿不回退款，等待法院强制执行也没结果。天眼查信息显示，“幸福叮咚”被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有75起，大多与用户押金相关。因未履行，“幸福叮咚”及其法人代表谢向东被限制高消费，谢向东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近期，记者曾尝试联系“幸福叮咚”董事长谢向东，他表示，公司因一些问题资金链断裂，还在做调整。当记者追问时，谢向东称其还在外面出差，暂时没时间，便匆匆挂了电线
不光是“幸福叮咚”，2020年下半年，经营了十年的租车平台——广州瑞致租车有限公司（下称“瑞卡租车”）也出现了押金难退的问题。
用了11次车后，深圳用户张军发现“瑞卡租车”APP上租不到车了，他想去租车的门店咨询，发现店铺也关了门。
张军有些慌了。2020年11月，他想取回在瑞卡租车APP上的2000元押金，却没成功。他联系客服，又赶到瑞卡租车广州总部咨询，“最后只简单做了信息登记，也没有结果。”
在黑猫投诉上，关于“瑞卡押金”的投诉有281条，内容大多为申请退押金失败。不少用户反映早前服务门店已经关门，打客服电线月起已申请提取押金，却一直没有结果。
天眼查信息显示，瑞卡租车所属的广州瑞致租车公司成立于2011年，主要经营“O2O模式”的租车服务，第一大股东为首汽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占比59.41%。
除了押金难退外，瑞卡租车的经营网点也出现了问题。记者发现，2020年9月，瑞卡租车在广深佛莞注册的几十家门店多已注销，一些则进入存续状态。
对于押金难退问题，瑞卡租车曾于2020年底发声明表示，自2020年8月中旬以来，平台因债务纠纷被银行冻结账户，没钱退还押金，目前在更换管理团队，之后预计在2021年3月底前完成退还。
根据企查查信息，瑞卡租车拖欠其大股东首汽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借款，被冻结了1260万元。因未履行判决，瑞卡租车成了被执行人，执行标的超过2800万元。
随着用户们的会员陆续到期，越来越多人在“黑猫投诉”上投诉，一些人还把瑞卡租车告上了法庭。根据裁判文书网信息，深圳用户高先生将瑞卡租车告上法庭，判决要求瑞卡租车退还高先生3000元押金。因为没有履行，1月22日，瑞卡租车被广州黄埔区法院列为被执行人。
自2015年以来，共享汽车行业发展迅速，大型车企和资本纷纷闯入共享汽车领域。艾瑞咨询《2019年中国分时租赁行业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2月，中国已注册共享汽车企业达1600家，共享汽车数量达11万至13万辆。
记者梳理过往报道发现，2017年至今，至少有23家较大规模的汽车租赁平台或停止运营、或陷入经营危机，而用户大多追讨押金未果：
2019年，在深圳发展迅猛的共享租车平台途歌出行被曝出上百起不退还押金投诉，途歌出行成失信企业，其创始人王利峰进入“老赖”名单；
2019年8月，广州的共享汽车品牌“立刻出行”关停跑路，用户拿不回交纳的499元押金，纷纷到黑猫投诉平台投诉，总量超过5000条；
没有新的资本注入，头部平台Gofun近半年也陷入了经营困境，撤销多个城市的网点，公司陷入“半运营”状态，押金难退的投诉量激增。
Gofun科技前CEO谭奕已于1月底离职，他在2019年6月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全国目的共享汽车企业里，没有一家实现整体盈利。
艾瑞咨询《2019年中国分时租赁行业研究报告》中指出，汽车分时租赁存在“高投入，低回报，规模化风险大”的经营困局。分时租赁成本投入包括车辆购置、运营网店建设、车辆保险投入等固定成本，还需要车辆折损、停车费用、技术开发维护、车辆管理和营销的运营成本，而收入几乎全靠车辆租金。而分时租赁产品的价格低，单量又受限于规模，运营商很难做到收支平衡。
2019年6月，多部门联合印发的《交通运输新业态用户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下称《管理办法》）开始执行，明确提出运营企业若确有必要收取押金，应当提供运营企业专用存款账户和用户个人银行结算账户两种资金存管方式，供用户选择。《管理办法》特别强调，押金归用户所有，运营企业不得挪用。
“政策提出的‘专款专用’仍未落实。”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目前相关法律只规定如何退还预付费和押金问题，以及不退还需要承担什么责任，是“亡羊补牢”的办法。
朱巍认为，法律对平台的监管更应“未雨绸缪”，监管前移。预付费和押金的所有权属于消费者，在消费者的押金监管层面，法律应进一步落实资金监管规制，明确押金性质——它不属于企业的自由资金，从管理上防止企业挪用消费者的押金。如果企业申请破产，消费者的押金不属于破产资产，相关责任方要对消费者押金进行保全，协助消费者取回。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指出，目前退押金难问题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在于相关法律责任不够明确和完善，法规缺乏可操作性和威慑力，导致相关规定难以真正落地，预付费和押金问题频出。
“现在监管仍存在漏洞，应建立银行第三方独立存管机制和资金托管制度。”刘俊海认为，政府的商务、交通运输和公安等部门应加强协同共治，有效消除监管盲区、监管真空地带、监管失灵现象，才能够预防监管套利、见利忘义现象出现。
此外，刘俊海认为，针对企业恶意拖欠押金行为，中消协或各地消协可进一步发挥作用。消协应创新调解方式，及早约谈拖欠用户押金企业，为消费者争取到可执行担保手段。若调解未果，企业拒绝主动做出退押金承诺，消协可启动公益诉讼程序，向失信企业提起诉讼，获胜获赔以后建立专项赔偿基金，解决消费者退押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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